1934年，新婚后不久，才女作家苏青就撞见丈夫与表嫂约会，她隐忍不发，接连生下5个孩子，一次，她向丈夫要钱买米，丈夫甩了她一耳光：“你也是知识分子，干嘛找我要钱，想要钱自己去赚啊！”
1943年冬天，上海一间弄堂房子里，空气因为一句讨要买米钱的话骤然凝固。
紧接着，一记响亮的耳光炸开。
冯和仪，后来那个笔名叫苏青的女人，捂着瞬间红肿的脸颊，愣愣地看着丈夫李钦后。孩子们在身后吓得不敢哭出声。
她只是为了一口饭，得到的却是一句淬毒的羞辱：“寄生虫！你不会自己去赚？”
脸颊火辣，心里某个地方却“咔嚓”一声，碎了，也亮了。
十年婚姻里吞下的所有委屈、卑微和失望，在这一刻汇成冰冷的洪流。
她没有哭闹，沉默地转过身，开始收拾几件单薄的衣裳。
然后一手牵一个女儿，头也不回地走进了上海潮湿阴冷的暮色里。
这个被一记耳光扇出家门的女人的故事，才刚刚开始。
苏青，本名冯和仪，1914年生于宁波的书香之家。
她聪明灵秀，十九岁就考入了国立中央大学，是学校里才貌双全的“宁波皇后”。
前程本该是铺满阳光的学术之路。
但是1934年，一次意外怀孕改变了一切。
当时的大学容不下一个怀孕的女学生，她被迫在学业与胎儿间选择。
最终，她辍学回乡，嫁给了早有婚约的李钦后。
婚礼很风光，李家是沪上富商，人人都道这是桩好姻缘。
只有红盖头下的苏青不知道，那袭红衣，仿佛是她此后十年人生的底色。
苦涩在新婚之夜就渗了出来。
本该是洞房花烛，新郎李钦后却迟迟不见人影。
隐隐的唱曲调笑声从隔壁寡居表嫂的房里飘过来，一字一句，清晰得像针，扎在独坐床沿的新娘心上。
那是她婚姻的第一课，关于轻慢与背叛。
她选择了隐忍，将刺痛归咎于丈夫的“年少风流”，并试图用加倍的传统“贤德”来填补裂隙。
但是，接下来是更深的泥沼。
她接连生育，却因连生女儿遭受婆家冷眼。
生活的重担、生育的损耗、经济的完全依附，以及丈夫从未间断的风流韵事，像粗糙的砂纸，慢慢磨去了她眼里的光。
那个曾经谈吐不凡的女学生，缩成了一个困于厨房与婴儿啼哭声中、神色黯淡的妇人。
真正的决裂，爆发在最卑微的日常里。
战争年月，物价飞涨，家里终于连下锅的米都没有了。
孩子们饿得眼神发直。
她放下最后一点妻子的体面，向丈夫开口。
回应的不是钱，而是一记夹杂着无能狂怒的耳光，和“寄生虫”的定论。
这一巴掌，打碎了她十年间用忍耐构筑的所有幻象。
她看清了，在这段婚姻里，她从来不是一个“人”，只是一个可有可无、并且可以随意践踏的附属品。
离开，不再是赌气，而是一种死里求生的本能。
离婚后的日子，是另一个深渊。
她和两个女儿蜷缩在租来的亭子间里，前途渺茫，饥寒交迫。
但绝境往往逼人长出翅膀。
她想起那声“寄生虫”，也想起了自己握笔的手。
无数个深夜，安顿好孩子后，她就着昏黄的灯光，铺开稿纸。
将十年积郁的悲欢、洞察与不甘，一字一字从心里抠出来，写在纸上。
最初只是为了稿费换米，但笔下流出的，却是万千被困在旧式婚姻中女性的共同哀歌。
1944年，自传体小说《结婚十年》开始连载，随后出版。
这部书像一枚炸弹，震撼了整个上海滩。
它以惊人的坦率和细节，撕开了“美满婚姻”的温情面纱，露出内里冰冷的算计、冷漠的压迫和无尽的精神苦闷。
它说出了太多女人想说却不敢说、不知如何说的话。
书卖疯了，短时间内再版三十六次，风头无两。
苏青这个名字，一夜之间从“弃妇”变成了文坛最炙手可热的作家。
她用一支笔，完成了对过往最彻底、也最优雅的清算。
书里那个不堪的丈夫“徐崇贤”，让其原型李钦后在沪上社交圈彻底名誉扫地。
她不仅赢得了养活自己的资本，更赢得了尊严和响亮的话语权。
此后创办杂志，与张爱玲交好并称“苏张”，她靠自己的才华，站在了曾经需要仰视的世界中央。
但是，人生的抛物线有巅峰，便有下落。
时代风云变幻，她因复杂的历史关联，在战后陷入沉寂，作品遭冷落。
五十年代后转型戏剧编剧，虽有佳作，但盛况难再。
在往后的岁月里，她历经坎坷，晚景孤清，于1982年默默病逝。
命运弄人的是，她的前夫李钦后，在五十年代初因贪污被判处死刑。
据说其再婚妻子不敢收尸，最终，是苏青去为他料理了后事。
这一幕，为他们半生的恩怨纠葛，添上了最苍凉也最慈悲的一笔。
苏青的一生，是一首关于女性觉醒与自我拯救的叙事诗。
她的前半生，演绎了旧式婚姻如何吞噬一个才女的灵气与梦想。
她的“娜拉出走”，则展现了被逼至绝境后，个体所能爆发的惊人勇气。
但她最闪耀的价值，不在于“离开”这个动作，而在于离开之后，她找到了“书写”这件武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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